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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武夷山3月23日电题：“两个结合”的辩证思想对当今世界有何启示？

——专访澳大利亚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薄国强

作者曾玥裴心语

“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一名深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学者，澳大利亚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薄国强(RolandBoer)认为，“两个结合”具有“彻底的辩证性”。“两个结合”的辩证思想对当今世界有何启示？从这项关于新陈更替的学问出发，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在第二届武夷论坛期间，薄国强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两个结合”的“彻底的辩证性”？

薄国强：我想以几个表述为例说明我对这种辩证性的理解。

例如“扬弃”，我认为可视作一种农业比喻。“扬”是将谷物扬起以筛出有用的谷粒，“弃”即丢弃谷壳等无用之物。整个过程如同辩证筛选：事物经过反复检验，无法继续使用的杂质将自然脱去，最终留下精华。

类似表述还有很多，如“古为今用”意味着挖掘旧事物在新环境中的可利用价值，“辩证取舍”表达了新的可能性与文化传统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推陈出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守正创新”等。其关键在于，过去的文化传统影响并塑造了现在的形态，这个过程离不开持续的辩证判断——我们应舍弃、采纳和进一步发展什么。

中新社记者：“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体现实践中的辩证法？

薄国强：事实上，大量中文词汇都浓缩了辩证思维的精髓。比如“文化”一词的英译为“culture”，源于拉丁文“cultura”，蕴含农业耕作之意——耕耘土地，栽培庄稼，使其生长。

在我看来，中文语境里的“文化”是一个颇具辩证性的术语。其中“文”象征着悠久的传统积淀，而“化”则意味着持续不断的变革与演进。

这正是文化的鲜活本质：它既保持着绵长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同时每个时代、每一代人都在对其进行创新转化，使其永葆生机并得以传承。若失去这种变革动力，文化就会沦为僵死的遗存。正是“文”与“化”的辩证统一，才使得“文化”真正具有生命力。

中新社记者：如何更好促进西方对中国“两个结合”的理解？

薄国强：我曾通过论坛或授课向西方听众分享“两个结合”及其辩证法的内涵，探讨能否在中西方思想之间提炼出一个更具普遍性和共识性的认知框架。

西方惯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常说的“零和博弈”，这是西方文化的主导框架。受到“两个结合”的启发，我试图回溯西方文化及哲学传统，找寻某些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被遗忘的价值观。

我发现，中西方文化中存在共通的辩证元素，例如西方的“凡物公用”与中国的“天下为公”等理念遥相呼应。这使我时常思考，“凡物公用”与“天下为公”的异同点是什么。这种比较研究的视角，或可为西方更好理解中国提供富有成效的方式，这不仅是一个相互理解与转化的过程，更关乎东西方文明间的对话与合作。

中新社记者：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两个结合”的辩证思想对当今世界有何启示？

薄国强：我们可以从量变和质变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世界正在经历重要的质变时期。对其进行分析，关键在于能否运用这种辩证思维理解正在发生的变革。辩证思维有助于更好理解当前局势变化，辨识转型路径，并加强协调合作。

此外，借助辩证法的全面性十分重要，我们可以通过多维度的辩证思考形成更为全面的研判。掌握这种全面的分析方法，并厘清量变与质变之间的本质区别，能为理解当今变局提供独到的视角，以更好预判和警惕风险，确保国际秩序不会走向失控。

中新社记者：辩证法是关于新陈更替的学问，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薄国强：人工智能不具备人类的直觉，因此无法取代人类在诸多领域的作用。它是一种新型工具，也是赋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来看，只有当新型质态的生产力达到更高层次，才能为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可能。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以新质生产力作为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将影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高度。

当前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讨论，其本质是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互动方式演进的探索。这种互动始终需要依托具体的物质对象——即便涉及虚拟空间的创造，仍需建立在实体物质基础之上。

我们有理由相信，人工智能作为更先进的高质量新型生产工具，将推动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层次，人类文明也将随之迈向新的高度。(完)

专家简介：

薄国强(RolandBoer)，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兼职教授，入选2023年度国家外国专家项目。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文学批判、宗教批判理论。近年来，薄国强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研究领域，出版专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国人的指南》《恩格斯：社会主义治理的基础》《掌权的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治理的历史和理论》，开展“1978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研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