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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作品的影视剧改编，是在遵循影视和文学创作双重规律下的深度“再创造”活动。观众走进影院或打开电视，不是为了聆听原著朗读或重温故事梗概，而是期待欣赏导演、编剧如何构建戏剧场景、使用影像语言，演员如何诠释人物关系与情感。因此，任何改编都需要提炼全新视角，凝练叙事主线，合理铺设戏剧冲突，胸怀敬畏之心，把握并延续好原著的精神内核，即作品之灵魂。成功的改编，便如一根无形的丝线，将原著的灵魂巧妙融入影视叙事、人物塑造之中。

　　电视剧《繁花》对30多万字原著施以精到的加减法，梳理时间、情感与故事线，从4位男主聚焦到男主宝总，用30集篇幅展现宝总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奋斗、情义与抉择，勾勒出温润奋进、有情有义时代弄潮儿的群像图。倘若《繁花》不以温暖、奋斗的精神为底色，转而描绘上海霸道总裁的生活，即便服化道、影像再精致，也绝非今日之《繁花》。同样，电视剧《人生之路》对路遥小说《人生》进行大幅改编，延展时空、重塑人物、重述故事，书写出陕北青年在大上海奋斗的人生故事，既保留了原著对时代命运的思考，延续“人生没有捷径，不能踏空”的主题，还加入自我建构、自我认同、自我救赎等方面的追问，契合当下青年的价值认同。

　　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历史小说。原著7万字，以“一骑红尘妃子笑”为引，聚焦大唐小吏李善德转运荔枝的艰辛历程，构思精巧，笔触细腻。这位职场小人物命悬一线的求生与坚守，承载着双重交织的精神内核：

　　一是个体在绝境中拼死一搏的生命意志。李善德不善逢迎交际，常遭同僚领导挖坑、甩锅。天宝年间二月，他接到将5000多里外岭南新鲜荔枝六月初一运抵长安的“死差”。在交通不便、保鲜技术落后的唐朝，面对“一日色变”的死亡倒计时，他没有放弃，奋力向前拼死一搏；喊出“就算是死，我也要知道自己倒在离终点多远的地方”，其绝境意志撼人心魄。他查资料、选品种、找器具、规划路线，不断尝试各种保鲜运输之法，展现出普通人面对巨大困难时所爆发出的强大力量。

　　二是从个人求生到“为天下人”担当的士人精神的升华。天宝年间，长安城表面繁华依旧，实则因皇帝昏庸、权臣跋扈、官僚僵化、地方割据而危机四伏。两百贯是百姓一世积蓄，对招福寺，只是做一次人情的成本；运送途中，黄草驿的驿长和驿卒因微薄的薪俸、过重的徭役，分了驿站的屋舍财货，一哄而散；调用大型江船运冰，为减重几乎拆空船体，完成任务后，致船无法返航，只能就地拆散。底层生活艰辛，而右相、何刺史等权贵却借运送荔枝尔虞我诈、巧取豪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当发白腿瘸、形如枯槁的李善德，逐渐识破光鲜盛世外表下的虚假面纱，向右相杨国忠发出“荔枝与国家，孰轻孰重”的质问时，人物完成升华，也被赋予弧光，作品的悲剧性与深刻性陡增。

　　电视剧版《长安的荔枝》通过新增故事线拓展叙事空间，采用插叙手法，每集开篇以剧情闪回形式嵌入人物小传；绘制人物群像长卷，增强个性化的人物塑造；各种时下流行的谐音梗、职场生存指南、官场诡谲、人生百态等轻喜剧元素的融入，让观众嗅到不少熟悉的味道。然而，大量引入新叙事线和角色，不可避免地导致重心偏移，喧宾夺主，淡化甚至偏离原著精神：

　　一是冗长粗糙的权谋戏。剧版新增岳云鹏饰演的郑平安的权谋线，以及左右相、郑平安、何刺史、胡商间的权谋纷争。但这些权谋线大多跟运荔枝关系不大，且表现手法简单。该有的周旋、较量或博弈，都被浅显的对白、人为制造的矛盾、设定的反转、太多的“无巧不成书”等代替了。比如，何刺史能从一名海盗跃升为封疆大吏，理应具备相当的政治手腕和心机城府，其十年处心积虑的谋反，本应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然而在剧中竟如儿戏般草草收场。

　　二是琐碎却失衡的情感戏。剧版试图塑造重情重义、充满人性光辉的角色形象，几乎给每个角色都安排了一段隐秘的情感往事。但剧情过于零碎，反而显得繁杂混乱。更遗憾的是，原著中一些关键人物的情感线被舍弃。如李善德妻子是其精神支柱，对男主的人物塑造起到重要作用。她给予李善德理解、温暖与支撑，让这个饱受职场欺压的小人物仍心怀大境界、大抱负。那句“我嫁的是他，又不是长安”，尽显夫妻情深与妻子的格局。李善德与右相摊牌前先征求妻子意见，获其支持。但在剧版里，妻子的角色被安排离世，使故事从夫妻彼此扶持、家庭拼搏变成单身父亲的苦情戏，在很大程度上抽离了原著赋予主角那份“向死而生”、最具普遍共鸣的情感根基，使剧中李善德最后的摊牌动机显得单薄和唐突，远不如原著中基于保护家人、捍卫良知深思熟虑后的双重驱动那般自然。此外，原著中位高权重、洞若观火的高力士，在暗处掌握着深不可测的权谋较量。他虽与李善德只有利用关系，却在李善德摊牌杨国忠后，掌握并决定李善德的命运。剧版删去高力士，李善德竟能带女安然离京，即使有郑平安的拼死救助，仍显牵强。

　　三是牵强、无头绪的复仇戏。剧中郑平安拿到何刺史的效忠信后，又莫名其妙留下来搜寻彻底扳倒右相的罪证，进行复仇。整个复仇计划占据大量篇幅，充斥喜剧性和戏剧化的巧合及不合逻辑的转折。原著里，“李善德最大的敌人是时间”，核心冲突是与时间的生死竞速；剧版为强化故事的对抗性，将“敌人”具象为一个个具体的坏人、恶人，使叙事落入最浅层的脸谱化的正邪对抗，不仅偏离了原著的精神内核，也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

　　四是历史质感的消解。马伯庸的作品重视历史细节与时代氛围还原。原著对唐代驿传制度、荔枝保鲜技术、官僚运作、岭南风物的描写，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信的历史世界。历史剧的底线是尊重逻辑，但剧中阿弥塔与第一次见面的十七娘的暧昧戏，似为互联网炒CP的流量算计；荔枝运抵长安时，市民夹道欢迎的热闹场面，偏离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隐喻。马伯庸的小说以其独特的历史视角和严谨的考据风格著称，常聚集小人物在特定历史时代中的生存博弈。改编此类作品，既需深厚历史功底，亦要具备将专业知识转化为视听语言的娴熟技巧，于细微处见宏大叙事。

　　影视改编之道，不在亦步亦趋的形似，贵在守护好原著精神内核，并创造性发扬其价值。影视剧创作，要警惕过度追求市场噱头导致的思想浅薄，避免因追逐明星效应和话题而损害艺术纯粹性，更要摒弃仅靠情节堆砌却缺乏思想深度的创作倾向。以《繁花》《人生之路》等作品为例，虽然这些作品的改动幅度不小，但都遵循影视创作规律，延续了原著的精神内涵，终凭上乘质量赢得好评。真心期待此类佳作不断涌现。

　　（作者系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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