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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01月19日 03时55分47秒

　　来源：保险秘闻

1月17日，我国航天领域经历了罕见的一日双失利：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出现异常，数小时后，民营商业火箭谷神星二号的首次飞行试验也未达预期。两次失利不仅凸显航天探索本身的高风险，也将一个平常隐于幕后的支撑体系推至台前——商业航天保险。

　　动辄数亿元甚至数十亿元的火箭与卫星，一旦发射失败，带来的损失往往非单一企业所能承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险成为商业航天企业稳定经营、持续创新的重要安全网。那么，在数据稀缺、风险高度集中的条件下，保险业如何为这些“三高”项目定价？商业航天的蓬勃发展又给保险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挑战与新可能？

　　发射失利背后，

　　保险成为“关键缓冲”

　　对航天企业而言，每次火箭点火升空都如同一场“惊险一跃”。

　　1月17日两起发射异常，无疑将航天活动的高风险性彻底展现在公众面前。

　　新华社消息，1月17日00时5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实践三十二号卫星，火箭一、二级飞行正常，三级飞行段出现异常，发射任务失利。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

　　谷神星二号则是一次新的飞行尝试。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河动力航天”）公告称，1月17日12时08分，谷神星二号民营商业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火箭飞行异常，首次飞行试验任务失利。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

　　从星河动力航天历史合作情况来看，有险企已为该公司提供过商业火箭发射保险等。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也曾表示，商业发射必须有保险公司承保。

　　基于这一行业惯例，上述两次发射失利是否有保险保障备受关注。首都经贸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中表示，通常情况下，航天火箭发射前都会购买相应的保险，此次一日双失利应该在发射前买了保险。

　　“如果上述火箭发射都投保了发射保险，可以获得保险赔付。”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保险系专家朱少杰也表示，卫星发射是一项高风险任务，航天企业投保发射保险，有助于减少发射失败引发的卫星设备赔偿损失、创新火箭发射技术、发展商业航天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火箭和各种航天器在制造、发射和在轨运营的过程中，有可能遭遇各种风险。此前，北京天兵科技有限公司天龙三号液体运载火箭一子级火箭因试验故障坠落起火引起广泛关注。

　　在业内人士看来，保险将火箭发射失利纳入保险保障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李文中表示，首先，航天项目动辄投资数亿乃至数十亿元，一次失败足以让一家初创公司陷入绝境。保险赔偿能快速弥补重置成本，保护企业现金流，使其有能力迅速开展归零、归因和下一次发射，维持研发和经营的连续性。其次，航天是长周期、重资产的系统工程，涉及数以千计的供应商。一次重大失利可能通过合同违约链引发连锁反应。保险赔付能有效阻断风险在产业链上的传导，保护上下游企业的财务安全，维护产业链的稳定。

　　种类多、定价难，

　　保险需高度定制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航天项目开始投保航天相关保险。30多年来，我国航天保险市场格局虽然经历了一定变化，但航天保险需求相对稳定，保险标的基本以商用通信卫星、民用遥感卫星和出口卫星为主。

　　航天保险绝非单一产品，而是一个根据航天活动时序精心设计的体系。北京商报记者通过多位业内人士了解到，航天保险主要包括航天器制造保险、发射前保险、发射保险、在轨寿命保险、第三方责任险等。

　　除了顾名思义的航天器制造保险外，发射前保险承保航天器运输、储存、对接、燃料加注、意向点火未起飞等风险；发射保险保障火箭飞行、星箭分离、卫星变轨、定点及初期在轨测试过程中发生的失败或损失，这是航天风险最集中的阶段；在轨寿命保险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中的故障、太空天气、轨道碰撞等导致的运营损失，如功能失效、寿命缩短；第三方责任险承保发射或在轨阶段航天器残骸坠落、碎片撞击等造成的地面/第三方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失。

　　一般而言，航天活动的主要风险包括航天器爆炸、运行失常、意外故障以及气候因素、航天器意外碰撞等。对此，航天保险责任的划分通常根据合同约定，在保险有效期内，由保险人（一般为保险公司）承担火箭和航天器运行过程中的全部或部分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与传统航天项目相比，商业航天保险呈现截然不同的特点。业内人士表示，一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多样化；二是投保金额波动大；三是保障范围复杂化；四是投保险种创新化。

　　上述人士也表示，目前商业航天企业单个项目投保保额较低，一般在5亿元以下，从单次发射来看，80%以上的项目投保总金额低于2亿元（包括卫星与火箭价值）。

　　即使是这样的“小额”项目，对保险公司而言仍是高风险承保。因此，航天保险的定价成了一门“艺术”。李文中表示，从理论上讲，航天保险保费厘定也应当遵循财产保险定价的基本原理。不过，由于航天器数量稀少，且航天之间风险差异较大，难以满足大数法则的要求。实践中厘定费率主要考虑技术因素（内在风险）、市场因素（外部环境）两大方面。

　　从市场因素来看，诸多因素将直接影响最终价格。李文中表示，这包括国际再保险市场的承保能力与价格波动（我国航天险很大程度上需要向国际再保险市场分保）、近期全球航天市场的损失记录（如2023年全球航天理赔金额达9.95亿美元，几乎是保费收入的2倍，直接导致费率大幅上涨）以及市场竞争态势等。

　　“三高”属性凸显，

　　行业挑战不断

　　火箭发射的成功率随着技术进步在提升，但航天保险面临的挑战却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愈加复杂。

　　航天保险的“三高”特性，使其成为保险行业中的特殊领域。李文中认为，航天保险具有“高技术、高风险、高保额”的特点，标的物价值极高且全损概率大，风险高度集中，对保险公司的资本实力和风险承受能力是巨大考验。此外，数据稀缺，定价基础薄弱，全球年度航天发射次数有限，保险标的少，且每次任务都有其独特性，风险也不相同。这导致历史数据匮乏，难以用传统精算模型准确预测风险，定价不确定性高。

　　市场波动剧烈也是行业痛点。航天保险市场周期性非常明显，一旦出现几次大额赔付，国际再保市场便会收缩承保能力、大幅提高费率，甚至迫使部分保险人退出市场。基于此，李文中认为，诸多因素会导致企业“买保险难、买保险贵”。

　　不仅如此，李文中也表示，几乎每张保单都需要定制化条款，管理成本高。同时，面对星链等巨型星座、可重复使用火箭、太空旅游等新业态，传统保险方案难以匹配，产品创新面临挑战。

　　“航天保险的费率厘定比一般的财险保险要复杂很多，费率也会高出很多。”对于航天保险的费率，朱少杰表示，保险公司对航天保险业务采用动态费率机制，比如，火箭首次发射的费率很高，甚至高达20%，随着数十次发射成功后，费率会逐渐下调。航天保险需要采用共保和再保相结合的方式来分散风险，国际再保费率的调整也会同步影响直保费率。

　　共保体与长效机制，

　　探索风险分散新路径

　　面对挑战，航天保险业正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2025年，北京金融监管局指导北京地区20家保险机构组建全国首个商业航天共保——北京商业航天保险共保体。数据显示，2025年3月成立以来，已为17次发射项目提供风险保障近77亿元。

　　与一般财产保险相比，航天保险具有保额高、风险集中的特点，因此通常采取多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的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同一航天项目往往由不同的保险公司组合参与共保。其中，首席承保人扮演着关键角色，负责代表共保体与客户进行全程对接，并提供包括定制承保方案、出具保单、保险期间服务以及理赔处理等在内的一整套专业服务。

　　“1995年亚太二号卫星发射失败引发巨额保险赔偿，同时引发国内航天保险在国际市场分保困难，制约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李文中表示，因此，1997年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牵头成立中国航天保险联合体，负责国内航天保险业务，为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提供保险支持。2025年，为应对新兴商业航天企业风险多样、保障需求灵活、需要专业化服务的新挑战，北京商业航天保险共保体成立。也就是说，当前国内航天保险主要由中国航天保险联合体和北京商业航天保险共保体承保。

　　从宏观视角出发，商业航天蓬勃发展，带动大规模低轨星座建设快速推进，太空旅游和私人航天员正逐步成为现实。这些变化不仅激发了行业的新需求，也为航天保险领域带来了全新课题。

　　对于航天保险的发展，李文中表示，第一，我国应进一步支持和发挥像北京商业航天保险共保体这样的行业协同机制的作用，通过“直保+再保”双层架构，高效聚合国内承保能力，提升对航天企业的服务效率和议价能力，平抑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第二，行业应携手共建中国自己的航天保险数据库和风险定价模型，为科学定价打下坚实基础。第三，除了传统再保险，可探索利用巨灾债券、保险连接证券等创新金融工具，将航天风险打包转移到更广阔的资本市场，从根本上扩大航天风险的承保能力。第四，对于商业航天初创企业，政府可考虑在初期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或设立专项风险补偿基金，帮助其渡过成长期。

　　朱少杰也表示，要扩大航天保险共保体的参与主体，提高风险分散程度，提高航天保险承保规模。从承保盈利年度的利润中提取风险准备基金，促进业务收支跨期平衡，平抑承保公司的业绩波动。按项目打包承保而非按单次发射承保，覆盖航天器制造、运输、在轨运维、地面设备等全链条风险，发挥风险聚合效应，提供长期全面保障，降低综合保费成本。

　　需要关注的是，航天保险标准化对商业航天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有业内人士指出，需要通过推进航天保险标准化进程，可以减小信息不对称性，降低风险识别和费率厘定的难度，深化行业自律，提高非标化产品的管理效率，强化风险防控能力，拓展市场空间，并完善法律规范，实现航天保险和商业航天两个市场的共同持续发展。未来，应继续加强航天保险标准化的研究与实践，推动商业航天在技术创新、风险管理、市场拓展及法律规范等方面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